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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2022年07月02日09:02 |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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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和重要意义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曾是学术界关于进入国家或者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文明只能由3300年前殷墟开始算起。但这个标准是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概括而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因。我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启另一条研究主线即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开启文明起源进程。距今6000年到5500年之间,社会分化加速,生产、发展、信仰体系逐渐丰富,社会差别不断强化。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距今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有竞争有交流,共同促进文明发展,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4500年前,通过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交流互动,从西亚地区接受了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等先进的文化因素,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距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到3800年前形成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一整套礼乐制度,形成了王朝气象,并向周围辐射,形成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由此可见,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多元起源、齐头并进,转变为由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

刘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良渚遗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作为良渚遗址考古的主持者,我有幸亲历了发现良渚古城遗址的关键节点,并参与了从良渚古城发现到申遗的全过程,深感荣幸。

2006年在良渚葡萄畈遗址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的古河道。考古队沿着发现的线索,做出各种可能的推断,然后去钻探求证,终于在2007年找到了四面城墙。良渚古城是在长江下游第一个发现的城址,也是良渚文化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城址。经过10年的考古发现,良渚古城总的工程量大概有1000多万立方米、非常浩大,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大概只有300万立方米。良渚古城的规模与建筑特点使考古界和社会各界极为震撼,学界专家评价说“良渚古城的发现,意义堪比殷墟”,这对于整个中国考古、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成为了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当7月6日在阿塞拜疆的申遗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得全票通过的那一刻,全场沸腾,良渚作为中国长江下游地区五千年的古代文明,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也和古埃及等世界早期文明一样,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同步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而且给世界文明增加了一个崭新的独特案例,一个东方的文明社会标准。良渚文化虽然没有金属冶炼和文字出现,但良渚古城以其规模巨大的工程量所体现的庞大社会组织,以及精美的玉器和不同等级的墓葬所反映的等级社会等,足以证明其背后的社会形态绝不亚于古埃及。稻作农业和临水而居、水路交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则向世界展示了最早的江南,中国长江流域的文明模式。在当时,良渚文明的很多要素被全国其他文明所吸收,北到西北,南到广东,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

何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中原与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研究”课题负责人):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自2002年便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如今已进入工程的第五阶段。二十年来,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在探索中原地区国家起源与文明形成方面获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初步摸清了陶寺遗址作为邦国都城的各个功能区划,成为后世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基本模式。

陶寺文明对于中华精神文明的贡献,表现为“八卦”宇宙观指导都城规划,政治地理五方构成天下观,天文历法成为王权重要的科学软实力,发明最早的汉字用于国家管理等。陶寺文明对中华制度文明的贡献在于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等的集成创新。陶寺文明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在于以相对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绳,指向陶寺都城遗址是文献所载的“尧舜之都”,使“尧舜禹”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陶寺圭尺1.6尺地中刻度,首次表明最早“中国”的概念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陶寺文明考古研究成果为世界文明考古研究理论提供了“中国理论范式”。中华文明的形成以国家的诞生为标志,中国最早的国家为“邦国”,即以考古学文化为基本行政范围的、存在阶级对立的以地缘政治为主体的国家。可以说,陶寺文明是中华文明主脉核心形成的起点。

文明的定义、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贺云翱(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话题中的“文明”,是指人类在数百万年发展中最终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和成果。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它以国家形态及构成国家形态的各种文明要素为核心内涵。国家的出现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内涵,因为它是人类数百万年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国家诞生前的数百万年,人类社会是依靠血缘关系而存在和运行的;国家诞生后的5000多年来,人类社会主要是依赖国家政治治理而存在和运行的。为此我们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治理方式。

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首先是中华文明各要素的起源探索。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人地关系等方面,不同文明要素经过5000年左右的持续发展,逐渐汇聚成文明的磅礴力量,在5000多年前,终于突破百万年原始血缘社会的惯性和制约,走出酋邦时代,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等不同区域建立了最初的地域性文明。这些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初期国家文明既是各个地域文化连续万年发展的结果,也是彼此间在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等各种文明要素不断交流提升中创造而成的。大约在4400年前,中国大多数区域性文明进入衰亡期,而中原夏文明却从龙山时代进入到属于自己独尊的时代,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开启了中国的“青铜时代”。考古学家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便是这一文明的具体实证。

李守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关于中国文明,一方面是古老自源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在当今世界,可以说历史最悠久、文化遗存最丰富、文献记载最详备。另一方面,建立起符合事实、合乎逻辑的中国标准及中国的话语系统,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如果把文明放在世界的话语体系中,就要考虑一些共性。我们不能把考古发现中有无文字作为文明的必要标准,但也不能不把文字作为文明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为了迁就文字的标准,把不能证实是文字的说成是文字。考古没有发现,不等于不存在,需要“综合把握”。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探源是一个方面,观流是另外一个方面。“流”包括传播与传承两个方面。中华文明一经诞生,就具有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从汉字的角度去解释,我们重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也要重视其流传的技术条件。汉字研究是中华文明研究的一部分,迫切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汉字研究话语权和体系。

付巧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项极其复杂,需多学科领域一起长期探索的重要工程。作为自然科学的前沿领域,古DNA研究对于探源中华文明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可以从分子层面直接去观察过去文明或文化下人群的遗传历史和亲缘谱系。可以通过提取良渚、陶寺、石峁等早期文明遗址人骨遗存里的古DNA,分析这些人群的遗传特点,厘清这些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和互动细节,以及在更大的时空框架下去探索这些人群更早期的来源和传承关系,从而探讨我国不同文化区域中心人群的发展脉络,他们的互动可能带来的技术交流和文化融合,这些都在不同层面直接影响着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

2020年,我们课题组通过对我国南北方近万年人群的规模性、系统性古DNA研究,发现中华族群的演变和欧洲是不一样的,欧洲人群9000年以来出现了多次大换血,而我们中华民族至少在9000年以来,人群主体基本上是相对连续传承的,而且以台湾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南岛语族跟8000多年前福建地区的人群同源。也就是说,我国9000多年前的古南方人群和古北方人群,经过不断的双向迁徙和基因融合,基本形成了现在中国人群的遗传结构。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发现之一、被誉为“中华文明前夜”的石峁遗址,是我国龙山时代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古城之一,其人群来源一直备受关注。今年,通过对石峁相关文化人群的线粒体DNA研究,我们发现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本地的仰韶文化人群,以古北方人群成分为主导,同时,石峁人群和周边人群有非常广泛的互动交流。这些研究从侧面支持了不同文明有不同发展历程的观点,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华文化到文明发展的延续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华文明发展的路向及其基本格局的形成

叶小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副组长):在进一步研究中,建议将“中华文明格局”的定义,由“多元一体”调整为“多源一体”。“元”和“源”一字之差,相去甚远,有必要认真辨析。从中华文明发展路向的考古实证来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多处遗址及周边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仔细辨析,揭示的发展路向正是多种源流汇为一体。

从中华文明发展基本格局的历史脉络来看,中华文明演进路向或形成格局和特质,始于一个特殊地缘——共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共同的农业文明,由此形成和养育了先称为“华夏”、后名为“中华”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中华文明之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别是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始于“一元”而走向“一统”的物质基础。

从“元”之本义看,现在讲文化、文明,广泛使用“多元”这个概念,把“多样”、“多源”皆说成“多元”。从中华文明起源而言,所谓“满天星斗”说其实是“多源”,“多源”比“多元”更为恰当。而就思想史而言,则讲“一元”更精准。从“大一统”的“一元”文化传承来看,“大一统”之相延,以“一元”文化传承为基。我国各民族交错杂居,显现为“多源”,但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血缘上互相融合,不断从“多源”融为“一体”。从哲学上看,“多元一体”这个概念,“多元”是个性,“一体”是共性,共性必寓于个性之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以“多源一体”定义中华文明格局,展开讲就是,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中华文明植根于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世界史前文明三大体系,分别对应三大史前农业起源中心及其扩散地带。因此,考察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是探索文明进程的合理路径,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中国是欧亚大陆东侧农业起源的中心,距今8000多年前,形成了成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不同的区域文化系统,它们共同构成早期中国文明的框架,也就是后来早期中国文化互动圈的核心。与此同时,在周边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适应。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形成的文化生态格局。

在考察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农业起源中心区域与周边的关系。这个文化生态格局由四个部分组成:以作物农业为中心的东南板块、以畜牧与游牧为主的西北板块、处在两者之间从东北到西南的生态交错板块以及海陆交错的海岸板块。四个板块之间的互动构成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基本框架。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至今,中华文明在不断融合其他文明的成果以丰富自身。从世界看中国与从中国去看世界,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视角,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

中华文明起始阶段的主要特质

王学典(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中华文明起始阶段的特质,从起点上就与西方文明不同。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能够为文明进程提供重大动能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新工具与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及广泛使用,二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大规模的变迁。这种由新工具和新技术作为社会变迁标志、文明进步重要推动力量的,可以称之为技术主导型文明范式。但要认识中国早期文明,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或者说政治、伦理、制度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可能更为关键,这种由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迁,从而推动文明进程的形态,称之为伦理主导型文明范式。

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属于伦理主导型文明范式,这是中华早期阶段文明的一个基础特质,伦理主导型文明范式推扩至族际关系的处理,其成果便是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伦理主导型文明模式还可阐释中国古代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这便是天道。天道有其自然与物理的内容,中国古代天道之天,不仅仅是四季的轮回、日月星辰的运行,更是伦理之天、伦常之天。天道循环、天网恢恢等观念,带有鲜明的伦理性内容,进而以此来说明乃至界定人间伦常,并进一步作为探索和认识历史规律、社会结构的一套系统。天道在中国上古并非宗教信仰的对象,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社会法则、历史规律的一种古典式表达,中国古代文化才具备了其强大的包容性。

王震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天圆地方”乃中国上古的宇宙观,包含有先民对天地的认识和敬畏。天道观在中国古代有其演进的过程,它在上古有多层内涵:其一是“以天地为道”以及“天地人”三才的天道观;其二是作为至上神的天命观;其三是把“敬天”与“保民”联系在一起的天道观。伦理观是中国思想文化和哲学的一大特色,它以慈孝和人际关系为核心,包含讲仁爱、守诚信、尚和合的精神特质。德政观,指的是仁政和善政,这种德政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以民为本”。

礼义教化观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礼的精神是秩序——天地人之秩序、人神之秩序、人伦之秩序;礼的功用是维持社会和睦和谐。礼义教化始于五帝时代,到了夏商周时代,一方面中原王朝把从周边吸收汇聚的文化因素加以提炼升华,成为华夏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国家向外辐射传播文化,把中原华夏礼制传到四方,所以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义之邦”。

对立统一观指的是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大一统”观是中国思想文化又一显著特点。“大一统”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亦是一种国家形态结构。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大一统思想形成了一种传统,是正统思想,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中基因性的要素;第二,在“大一统”思想意识中,国家的统一、对国家统一的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乃三位一体的关系。

中华文明发展与“大一统”观念的关系

李勇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讲的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博大精深”则关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这是中华文明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极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世界上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历史的国家或地区只有中国。其文明思想根源是“中”与“中和”的理念,二者是“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核心价值观。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不断直面挑战、迎接挑战,一次次走向新的辉煌,在悠久的历史中整体延续着自身的元气与生机,使中华文明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系统。面对与自身不同的他者,中华文明首先是尊重之,形成了兼收并蓄、和实生物的包容性。“大一统”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仅是一个政体概念,也是一个政道概念。在政权上定于一,才有所谓“中国”。在文明上合为一,才有所谓“中华文明”。正是基于“大一统”传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国人形成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天下观念,成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心理基础。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根据考古发现,“天圆地方”这样的一元宇宙观,“敬天法祖”这样的核心信仰,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就已经成为中国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的普遍共识,因此8000年前也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间点。中国地域广大、环境多样,彼此间不断交流融合,距今6000年左右正式形成“一体”格局,称之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后世则发展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在“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文化起到了主导和核心作用,随后夏王朝诞生,初步实现了政治“大一统”,有了“政治上的中国”。西周和秦汉以后,政治“大一统”和“政治上的中国”不断发展。

中华文明不同于西亚、希腊那样的“城邦文明”,不同于文化高度同质化的埃及文明。她因“一元”宇宙观而本质上趋向于“一体”“一统”,因“多支”“多样”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种“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格局,是中华文明长存于世的根本之道,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从中华文明的源头汲取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力量

张连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联系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是中国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宝藏,也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源头活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无数治国理政资源,中国拥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本质上是有最深厚、最悠久、最丰富的文化资源支撑。政协委员要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一体多元的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演进历程,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把握,这正是厚植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意义所在,也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意义和着力点所在。

中华早期文明就有了先贤治国和协商民主的文明形态,这对于当下专门协商机构树立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团结思维,对于文明竞争、制度竞争提供了根源性话语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协商民主的丰沃土壤,也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文明基因”。人民政协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商文化,让政协委员能够更广泛、更务实、更充分地协商资政,视野更开阔、思考更深入、对策更精准,这也得益于中华文明的滋养。

张复明(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西省委主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我们的文化自信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古老性、原生性、连续性、包容性。其一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本土原发、内生发展。其二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轫、先行开化。其三是中华人类史、文明史绵延不断。因此应当在常规的中华文明特质的表述中,在“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延绵不断”之前,增加一个“原生早发”特质。

对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掘、普及与传播,一要深化考古工作。继续推进文明探源工程,密切学科协同,加大重要遗址的发掘力度,同时,考古与传世文献、历史传说相结合,创新应用“二重互证法”。二要活化展览展示。加强重要遗址博物馆与考古公园建设,提升公众考古参与度,加快文物数字化步伐,拓展考古研学旅游活动,在丰富鲜活的历史场景中更好地展示早期文明成果。三要强化国际交流。增加遗址考古国际合作项目,提升国际性考古学术会议的层次与频率,讲好外国人能听得懂的中国文明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增强考古学国际话语权。

(责编:杨曦、李楠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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